第42章(1/3)
两个人并肩坐在长椅上,骆静语好奇地东张西望,尤其是孩子们玩耍的游艺设施区域,他似乎很感兴趣,一直在朝那儿看。
占喜拉拉他的袖子,他转过头来,占喜问:“小鱼,你来过少年宫吗?”
骆静语摇摇头,伸长手臂往前一扫,又指指自己,最后食指比了一个“1”。
“第一次啊?”占喜挺惊讶的。
钱塘少年宫的课外兴趣班90年代就有了,小型游乐场也随之一起出现,二十多年来更新换代了好几次。占喜小时候跟着爸妈和哥哥来钱塘游玩时,就来这儿玩过一次,没想到小鱼这个本地孩子,却一次都没来过。
想想也是,他又不来上兴趣班。
骆静语见占喜似乎有点迷茫,用手机打字给她看:
占喜一看就笑了出来,问:“有多文气啊?”
骆静语抿着唇垂眸打字:
占喜笑得脑袋都搁在了他的肩膀上,骆静语也笑了,两个人一起笑得簌簌发抖。
笑了一会儿后,占喜抬起头来,下巴依旧搁在骆静语的肩膀上看他的侧脸。
他现在当然不像女孩子了,是一个高高大大的帅气年轻人,鼻梁挺拔,脸型也不是柔和的那一种,下颌线条紧致清晰,虽然已是二十六岁“高龄”,整个人还透着一股子单纯的少年气,不怪占喜一开始以为他和她同龄,甚至岁数更小。
她的视线落到他的脖子上,那里有突起的喉结,侧面看非常明显。占喜也不知哪里来的胆子,伸手去摸他的喉结,骆静语吓了一跳,立刻转回头来看她,右手还捉住了她没来得及收回的左手。
占喜干脆就着他的手又摸摸他的喉结,这是男人的性征之一,占喜还从没摸过,骆静语忍不住吞咽了一下,占喜的手指就感受到了他喉结的滑动。
她眼神柔柔地问:“小鱼,你学过说话吗?”
占喜没觉得自己的问题有哪里不妥,小鱼是她男朋友,她只是想要了解他更多,比如他的童年和少年,她都很想知道。
骆静语却愣住了。
犹豫了一会儿后,他摇摇头,占喜没什么特别反应,又把脑袋搁在了他的肩膀上,就像所有热恋中的小情侣那样,抱着他的胳膊,和他依偎在一起就觉得格外满足。
骆静语心中则是思绪纷乱。
他对欢欢撒谎了,其实他是学过说话的,虽然只学了一个月。
骆静语因为出生在一个有耳聋遗传史的大家族,所以出生后第一时间就着重做听力测试,一点儿没耽搁,就被发现听力有问题。
全家人陷入到浓重的失望情绪里,接受现实后,父母没有消沉,积极地应对这一切。
于是,骆静语幼儿时期接受过好长一段时间的治疗,当然他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
作为一个先天性耳聋的小朋友,与那些出生在父母健全家庭的聋儿相比,骆静语从某种程度来说其实算是幸运。
导致先天性耳聋的原因很多,有遗传,有母亲孕早期用药不当,也有基因突变。
很多健康的父母生下聋儿后,没有在第一时间发现孩子听力有问题,等发现时孩子已经几个月大,甚至一、两岁都有。又因为聋儿的父母都是健听人,也没法和小孩沟通,会导致很多先天性听障幼儿在最早期的智力发育阶段得不到外界信息刺激,从而影响到智商和性格。
骆静语不是这样,他出生后接触到的第一语言就是手语,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姐姐,所有人都用手语对他“说话”,所以他的智力发育没有问题。与之相比,对于口头语言,他几乎没有概念。
小朋友天真无邪,骆静语直到四岁才意识到自己和小区里的其他小伙伴不一样。那时候他会无意识地喊叫,还会哭,跟在纪鸿哲身后像个小尾巴一样。
他也只能跟着纪鸿哲,因为只有小哲会和他用手语交谈,他都不懂为什么别的小朋友都不会像他这样“说话”,而他们的嘴巴张开合上,骆静语也不懂他们在干吗。
小哲却不爱和他玩,嫌他乱嚷嚷很烦人,有时候还会带着别的小伙伴欺负他。
骆静语天性纯善,从不和他们计较,被欺负、被排挤后也只会一个人偷偷躲起来哭,后来干脆就落了单,每天跟着妈妈去福利工厂,坐在她身边看她做手工。
后来,纪鸿哲去上幼儿园了,骆静语没得去,他问姐姐,为什么他不能去上幼儿园,已经上小学的骆晓梅告诉他:
骆静语睁着大眼睛比手语:
骆晓梅揪揪他的耳朵:
四岁的骆静语吓坏了,哭哭啼啼地打着手语问:
骆晓梅安慰他:
那是骆静语第一次知道,自己是听不见的。
从那以后,他开始观察别的小朋友,还有爸爸妈妈的邻居和同事,终于明白,世界是有声音的。小狗会叫,喇叭会响,动画片里的人会说话,烟花除了漂亮,声音还很大。而这些声音别人都听得见,他们也会说话,和他不一样。
骆静语总会躲在被窝里摸摸自己的耳朵,许愿一觉睡醒他也能听得见,可是一天又一天过去,每天醒来,他的世界从未改变。
好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姐姐与他一样,都听不见。还是小朋友的骆静语学着安慰自己,没有关系,不是我一个人听不见,姐姐也听不见,姐姐照样可以上学。
也就在那一年,骆明松想试着给骆静语安装助听器,遗憾的是,经过检测,骆静语和骆晓梅一样,双耳极重度、遗传性、感音神经性耳聋,两耳都是120分贝以上,也就是听不到自然界的任何声音。
这种程度的听损安装助听器已经没用,当时,有医生向骆明松推荐人工耳蜗,说是1997年,中国第一例儿童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在北京顺利完成,接受手术的是一个三岁的小女孩,手术很成功,机器开启后,小姑娘就听到了声音,以后经过语训还能学会说话。
医生说语前聋儿童安装人工耳蜗的最佳年龄是十二个月到五周岁,骆静语是合适的,骆晓梅就大了点。骆明松动心了,起了带儿子去北京检查的念头,可是一打听价格,他和阎雅娟都陷入了沉默。
几十万的费用,在90年代,对于一对在福利工厂工作、每月只有几百块工资的聋哑夫妻来说,是天文数字。他们甚至都没有房子,住的还是工厂宿舍,存下来的几万块钱,是打算买房子的。
骆明松一度不想放弃,送骆静语去参加语训,据说聋儿恢复一些语言能力,能更适应人工耳蜗的植入。骆明松想的是,如果儿子语训学得好,那就咬咬牙去借钱,带他上北京,毕竟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听得见和听不见,对孩子来说意义太不一样了。
可惜的是,因为骆静语从小没有任何听力刺激,更没有进行过语言学习,对于重复又枯燥的语训,他非常排斥,每天都是大哭大闹不愿去。
小小的他怎么能懂得说话意味着什么?他觉得手语就是说话了,为什么要用小手按着老师的喉咙去感知振动?为什么要学着老师的嘴型去张嘴发声?
发了声,他也听不见,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说得对不对。有时候一个简单的词,老师会让他一遍遍说,怎么说都不对,他根本不知道哪儿不对。他觉得自己的嘴型、舌头和牙齿的位置和老师明明是一样的,可老师就是说他发音不对。
他伤心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就这么坚持了一个月,骆静语再也不愿去语训了,抹着眼泪扒着大门不肯出去,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骆明松和阎雅娟决定放弃。
阎雅娟认为听不见没什么,他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以后骆静语找一个耳聋的姑娘一样可以好好过日子。
骆明松心里却充满愧疚,尤其是儿子过了五岁生日后,六岁、七岁、八岁……他越来越大,距离人工耳蜗也就越来越远,但是他们家的钱还是凑不够,房子也没买,听说福利工厂即将改制,要是没了工作,往后一大家子都不知该靠什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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